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主题分论坛为什么以农村的题目开始？

“普惠金融：探索农村金融改革的新模式”主题分论坛主持人、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开篇就阐明了农村金融改革的重要性：我国已经连续多年一号文件是关注三农问题，因此关注与三农有关的农村金融问题以及更加广泛的普惠金融问题，如今已经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非常重大的、虽然已经取得很多进展，但还存在许多问题的领域。

“没有有效的金融体系来支持，党和政府再好的惠农政策都不可能真正得到落实。”李扬说道。

主题为“普惠金融：探索农村金融改革的新模式”的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首个主题分论坛今天下午举行，如何在今年全国两会提出的普惠金融的视角下进行新一轮农村金融改革，成为分论坛上各位业界领袖、专家和政府官员探讨与交锋的主要议题。与会嘉宾认为，后续农村金融改革需走新型合作金融道路。

农村金融改革难在贷款难

曾任中国农业大学校长多年，如今在中国科协任分管农业技术分协会的陈章良是农业专家。他认为，农村金融改革困难与希望共存。

“贷款难是因为农民很难能够跟银行直接交谈。”陈章良已经在全国30个省份进行过相关调研。他认为，一是农民贷款无门，比如买种子需要钱，养猪需要钱，这需要的资金量并不大，但是农民却因为各种原因无处贷款；二是贷款利息高，农民害怕；三是抵押担保难。

“银行一开口就是抵押担保，农民为贷一点钱伤透脑筋。”陈章良举例说，虽然有物权法，但是农民的宅基地却不被银行接受作为抵押物。“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宅基地可以抵押担保，但是目前推进缓慢。因为阻力很大，我问那些行长，他们都说宅基地值不了几个钱，而且一旦农民无法还贷很难把宅基地作为抵押物收到银行手中。”

农村金融改革已有两轮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行长吕家进侧面证明了农村贷款难。他认为，做农村金融服务必须严控风险。“实际上在商业银行成本之中风险成本是最高的，只有控制住风险才有商业可持续。”

正是因为农村金融改革的难度很大，因此自1980年代以来，我国已经进行了两轮农村金融改革。第一轮失败了，第二轮是否成功还有争议。

“从1984年第一次提出农信社脱离农业银行开始，我介入到了农村金融改革。”央行原副行长、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副主委吴晓灵对于两轮改革很熟悉。她表示，我国对于农村金融体系的定位一开始是对的，就是要建立商业金融、合作金融和政策金融三结合的农村金融体系。但30多年农村金融发展有很多误区，此前确定的农村金融改革方向是希望农信社走合作金融模式，但“农行的商业性和农信社的合作性，在这些问题上怎么妥善处理，我认为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道路。”

新一轮改革是从2003年开始的，吴晓灵认为新一轮改革依然不成功，农信社还是要走商业化道路，实行股份制改造，但又不能完全等同于股份制，其服务对象还应该是农村为主。

而今天发布的《农村金融发展报告2015》则认为，中国的农村金融改革也取得了显著成效，“本轮改革无疑是成功的”。近两年来，新一轮农村金融改革稳步推进，正向激励扶持政策体系逐步形成，农村金融服务体系逐步健全。在推动金融资源向“三农”倾斜方面，货币、财政、监管政策正在逐渐形成合力。依靠金融的支持，农业经营者更容易克服在初期投资阶段面临的资金难题，更快地实现规模发展。

出路在于新型合作金融

“在中国金融环境下，如果新生的合作金融还要走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的路子还是不通。”据吴晓灵透露，目前在山东正试点一种新型农村信用互助组织，该组织最大的特点是没有资金池，与农信社、农行、邮储等商业金融机构有业务合作，商业金融机构可做该组织的开户行、资金批发行、业务监督行等。

她认为，这种新型农村信用合作组织，与商业金融机构的关系是：农信社、农业银行、邮储银行都可以作为农民信用互助组织的开户行、业务辅导行、行为监督行和资金批发行，形成一个商业金融机构与互助金融机构上下对接、批发和零售的关系。但是农村的弱势性和高风险性，决定了没有政策支持是不可能的。因而还有一条，就是必须要做好财政的扶植工作，就是在农村政策金融的支持。“在农村的金融体系当中，商业金融、合作金融和政策金融的定位应该更加明确，形成合力，才有利于形成一个为农业发展服务的金融体系。”

那么，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的作用从“基础性”上升为“决定性”时，在普惠导向下，进一步深化农村金融改革鼓励金融创新的现实路径是怎样的？

海南省农信社理事长吴伟雄认为，农村金融不需要穿皮鞋的去给农民发放贷款，而是需要了解三农的农艺师、畜牧师，当然还要懂金融的“泥腿子”银行家，只有他们才了解农村市场，了解农民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