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市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历时两年多，首批682名学员取得认定证书

职业农民，这个称谓在近几年逐渐进入公众视野。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农业部部长韩长赋也曾经说过，将“农民”从身份称谓转变成职业称谓，是一件历史性的工作。改变传统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形象，成为真正的职业农民，究竟需要哪些综合素质？又有哪些群体可担此重任？

记者了解到，近几年，上海市政府高度重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自2013年起，浦东新区和崇明县作为全国100个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示范区县，开始了试点探索。2014年，本市制定并下发了《关于上海市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9个涉农区县整体推进培育试点工作，围绕教育模式创新、认定管理办法制定和扶持政策配套三方面，全面探索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自此，新型职业农民这一群体在上海郊区茁壮成长。据市农委统计，2014年，本市有针对性地培育了新型职业农民1629人。在培育过程中，上海有哪些创新的举措，新型职业农民从中收获了什么，未来就业的出路又在何处？记者通过走访相关部门和区县，实地了解本市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过程和成长经历。

□记者 贺梦娇 欧阳蕾昵

先行先试——战略上做规划，政策上下功夫，产业上搭平台

“农民将不再是一种身份印记，而是一种新型的职业选择。”

“皮肤黑、年纪大、文化水平低、口袋里没钱……”说起“农民”二字，人们会不由自主地为其贴上上述标签。如今，随着“新型职业农民”概念逐渐深入人心，农民将不再是一种身份印记，而成为一种新型的职业选择。

“相比传统农民，新型职业农民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素质，掌握现代农业生产技能，具备经营管理能力；从事一定规模的现代农业生产经营，有望收获现代农业规模生产经营的效益，与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相适应，也更利于耕地保护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在市农委职能部门负责人的口中，新型职业农民是这样被概括的。加快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不仅是应对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也是促进现代农业转型升级的客观要求，是推进农业生产专业化、规模化、组织化，确保农产品安全、生态良好、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既能解决 “谁来种地”的现实难题，更能解决“怎样种地”的长远问题。

对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上海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在战略上做规划，在政策上下功夫，在产业上搭平台。自2013年起，在农业部的统一部署下，浦东新区和崇明县作为2013年全国100个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示范县之一，开始了试点探索。在此基础上，2014年本市制定下发了《关于上海市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整体推进培育试点工作。为此，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沈晓明专门做出批示，奉贤区政府与市教委就共同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签署合作协议，其他区县也都相继制定实施办法，扎实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2014年，在开展调查摸底的基础上，本市有针对性地培训了新型职业农民1629人。同年，本市印发了“上海市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合格证书”和“上海市新型职业农民证书”，动员各培训单位积极选购适合本地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教材1万多本，经过培训和考核，通过严格认定，本市共有682名学员取得了认定证书（其中生产经营型383名，专业技能型125名，社会服务型174名），成为本市首批新型职业农民。

对于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工作，上海一直有着独特的思路和创新精神。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新在哪？市农委职能部门负责人介绍说，培育工程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是实现从“培训”到“培育”的创新。培训是传授知识和技能的过程，只是培育的一个环节；培育则包括新型职业农民成长的全过程，即教育培训、认定管理和政策扶持。其次，实现了从“办班”到“育人”的创新。要采取适应成人学习和农业生产规律的“分段式、重实训、参与式”培育，大力推行农民田间学校、送教下乡模式，提高参与性、互动性和实效性。同时，通过全过程培育、后续跟踪服务等方式，为培育对象创造良好成长环境和创业发展条件，使其成为新型职业农民。三是实现从培训过程考核到绩效考核的创新。建立科学合理的考评机制，培训过程不再是考核的重点，而是将培训过程、产业带动与培育对象的满意度作为衡量培育效果的综合指标，使培训效果看得见摸得着。四是实现从传统培训到现代化、信息化培训的创新，结合农业物联网建设，努力构建新型职业农民基础数据库和服务数据库，为新型职业农民提供农业信息技术服务等。

2008年以前，本市对于农业从业人员的培训是普及性的，培训内容较为单一。2009年，上海对有能力参与农业培训的机构进行了认定，上海市农科院、上海海洋大学、上海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等24家机构获得了培训资质。“2012年，尽管农业部还未启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但我们已经尝试创新和转型：从培训向培育、从面上向点上转变。” 市农委职能部门负责人介绍说，“较为明显的就是按需培训，农民有农民的需求，合作社理事长想知道的又和单纯的农民不一样，龙头企业的技术骨干又是另一种授课模式。因此，我们不再进行单方面的授课，而是根据培训对象的群体进行分类，考虑他们的需求。这样的改变为2013年全国范围内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工作打下了基础。”

“与之前相比，新的培育工作起点和立意都更加高了。”上海市农广校农教部培训负责人解释说，首先培育目标不一样，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是为了这个产业后继有人；其次，培育的体系和方法也不一样，我们将针对某个产业的培训内容进行整合，许多参与培训的年轻人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学历，他们的需求不仅是农业知识，还涉及方方面面，包括科技、营销、管理等，因此，培训方法不也仅限于讲座，还发挥教学实训基地的示范引领作用。记者获悉，目前市农广校确定了上海梨园草鸡专业合作社等11家单位为第一批上海市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教学实训示范基地，市农广校还被市人力资源保障局认定为上海市现代农业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

“在加强对专业农民教育培训的同时，我们也重视新生代农民的培养。” 市农委职能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为了培养一批“用得上，留得住”的高学历新型职业农民，市农委联合市教委和市财政局，对本市应届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就业，开展学费补偿相关工作调研，并联合出台了《上海市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涉农单位就业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实施办法》。

三位一体——创新培训模式，强化认定管理，推进政策聚焦

“读大学，拿文凭，还能获得职业技能证书，这在从前想都不敢想。”

两年以来，本市围绕教育模式创新、认定管理办法和扶持政策配套三方面，积极探索和实践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

在创新培训模式方面：本市促进培训技能与提升学历相结合，根据学员需求，加强与上海开放大学新农村建设学院合作，利用网络学习的优势，专门开设了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完成全课程可取的大专文化学历。目前，浦东新区有40人报读了中国农业大学农村区域发展网络远程教育本科学历，浦东新区和金山区分别有133人和55人报读了上海开放大学新农村建设学院的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和农业技术与管理专业大专学历，由政府“买单”解决他们的学费来源问题，提高他们业务知识素养。

上海尹民果蔬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尹学兴正是开放大学的报读者之一，他还鼓励自己“90后”的女儿一起报读。提起这类培训，尹学兴十分认同：“除了给自己的文凭升级，也给我们增加了更多认识同行的机会”。与此同时，市农委还开展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课题研究，以家庭农场、合作社、龙头企业、专业大户等为重点，调研摸清各区县产业发展特点、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农业从业人员基本情况，制定了区县新型职业农民分类培训的目标和任务。

在强化认定管理方面：本市严格执行农业部提出的认定管理的四项基本原则。按照新型职业农民的类型和内涵特征，结合本地现代农业发展的趋势、农业产业特点和农业组织化现状，科学制定认定管理办法。浦东新区、嘉定区和青浦区相继出台了《关于印发浦东新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认定及管理办法以及加强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的若干规定和奖励政策的通知》（浦农委【2013】185号）、《嘉定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认定及管理办法（试行）》（嘉农委[2014]55号）和《青浦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认定及管理办法》（青农委[2015]3号）文件，就认定条件、认定标准进行严格科学界定，对认定程序、承办机构、相关责任和动态管理机制的建立等作了明确规定。目前，市农委正在抓紧制定市级层面认定管理办法指导意见，统筹全市新型职业农民认定管理工作的规范有序开展。

在推进政策聚焦方面：本市正积极促进农业发展支持政策向新型职业农民倾斜。目前，市级层面的政策有：购买农机，必须经过培训并取得驾证方可申请购机补贴；经营流转出来的承包地，优先考虑取得培训证书的农民等。浦东新区对取得新型职业农民认定证书的专业大户（含家庭农场），在土地流转、农机具购买、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给予相应优惠政策；取得认定证书的农民还将得到一次性奖励，就读学历教育的可减免学费；此外，其中20%的优秀学员将得到适当奖励。嘉定区对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大户、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中有取得新型职业农民认定证书的，可以优先享受农民合作社项目、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产业化贷款贴息、农业旅游项目、标准化示范场（园）项目、农机购买等资金扶持政策。崇明县出台了扶持政策，将各级农业产业发展支持政策、新增农业补贴向新型职业农民倾斜。

在整个培育过程中，上海建立了系统的培训制度，制定职业农民认定制度，也在政策扶持上予以倾斜，从培训、认定、后期扶持等三方面同时发力，不仅试图在技能上培养产业后继者，也给了这个群体能力的认定，同时也关注他们的去向和个人成长，希望通过政策的扶持，让他们在农业创业或经营上更顺利，鼓励已经认定的新型职业农民以农民合作社作为申报专业技术职称的主体，申报农业领域职称，通过评审取得国家统一的职称。

“新型职业农民也能读大学，拿文凭，还能获得职业技能证书，这在从前想都不敢想。”采访中，许多培育工作受益者都发出同样的感慨。据悉，在培育过程中，上海按照职业农民的内涵和特质，确立了“技能+学历+职称”三位一体的培养目标，打通新型职业农民成才的渠道。比如奉贤区政府与上海市教委就共同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签署合作协议，通过发挥上海教育系统优质资源和研究优势，就完善制度设计、实施方法和途径、政策创新等方面，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百花齐放——培育一批适应都市现代农业发展的主力军和后继者

“80后、90后、农二代们，正在创业的道路上崭露头角”

“去年，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呈现年轻化和文化层次高等特点。”崇明县负责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工作的张庆香老师告诉记者，经统计，2014年崇明县参加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的对象，年龄在45以下的人数占42%，高中文化以上学历人数占50%。在培训过程中，年纪轻、学历高的学员学习很认真，他们更喜欢与培训老师、农业专家交流。通过学习，使多数学员激发了更大的创业梦想，从而实现人生的自我价值。

注重细化培训环节，课时按1:2:2比例设置

新型职业农民畜牧班学员苏富强，44岁的他曾经是一名驾驶员，当看到身边有养羊致富的例子后，苏富强动心了，决定也去试水陌生的农业。通过向有关技术部门了解情况，向有经验的农户取经，苏富强参与了新型农业职业培训课程。在完成羊场的基础设施设备建设后，苏富强以50头母羊，1头公羊为起点，开始了他的事业。2013年，苏富强养羊数量已超过400头，盈利11万余元，2014年规模已逾500头。几年前，蔬菜班学员黄健承包了村里250亩流转土地，并成立了崇明第一家从事绿叶菜周年生产的合作社——上海日鑫农业种植合作社。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合作社第一年就亏损30多万，这使得本就资金紧张的黄健雪上加霜。痛定思痛，黄健发现问题出现在自己技术不过关，种植品种不对路上。听说有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课程后，黄健及时报名，每次上课他总是踊跃发言，把自己生产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带到课堂上来讨论，把老师的理论知识带回田里去实践。经过两年的专业培训和实践，黄健已成为种植蔬菜的行家，不管是品种布局，还是茬口安排，他样样在行。现在，日鑫合作社已有农户30余户，而且规模还在进一步扩大。

据了解，作为上海第一批试点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地区，崇明县在创新培育模式，提高培训质量上下了功夫。根据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的总体要求，按照实际、实用、实效的原则，设置了公共课、专业课和专家指导服务三个培养环节，并以1：2：2的比例安排培训课时与培训内容。

在公共课方面，侧重于农产品质量安全与监管、农业品牌的培育、农产品营销实例等具有共性和拓展性的知识培训与理念引导，采取集中授课与分组讨论相结合的方式；专业课方面以关键技术、标准化操作、扶持政策等知识为重点，开展以现场实训、案例剖析、座谈讨论、考察学习为主的培训；专家指导以企业管理、产品包装、市场拓展、营销手段、成本核算等为重点，开展结对指导服务。

在实施方法上，崇明采取了统分结合的培育方法。所谓“统”，即统一的培训方案、统一的培训课时、统一的存档目录、统一的教学管理，同时，公共课由培训基地统一组织实施。所谓“分”，即专业课由培训基地的成员单位（各技术部门）分头组织实施，并根据本专业学员所从事农作物品种的不同和知识技能的差异情况，再进行小组细分，使培训内容和培训方法更具有针对性和人性化。专家结对指导由各行业在细分小组的基础上组织实施，由一名管理型专家和一名技术型专家对接10—20名学员，开展面对面、小组型的现场指导服务，发现问题、剖析原因，提出解决方案，并规定指导次数不少于10次，统一台账记录。

“这样的培训方式更像是大学里的教学模式，有针对性地对农民学员进行指导，并就学员的需求进行细化培育。” 市农委职能部门负责人认为，崇明的教学模式颇具特色值得借鉴。

建立“二级三层”体系框架，将培训的触角伸及田头

浦东新区尹民果蔬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尹学兴提起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很是支持，因为他正是其中的参与者与受益者。“我不光从中收获了很多知识，还积累了同行业内重要的人脉和情报。”尹学兴提到，浦东有很多和他种植相同产品的同行，大家原先并没有这么好的交流平台，通过培训，大家互相认识、共同学习，还将失败与成功的经验互相分享，避免种植不符合市场需求的农产品，解决销售难题。如今，他通过就读上海开放大学的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已将学历提升至大专，更让他受益匪浅的，培育工作也让他认识了更多行业内的专家，打破了原有的一些种植想法。同样受益的还有他的女儿，比起爸爸，这位 90后女孩思路更活跃，经过培训后她决定实施种养结合，于是，在水稻田里养龙虾、河虾、蚂蝗，在桃树前三年不结果时期从山东引进灵芝山药等新奇的想法一一成为现实。尹学兴真切体会到，有了这个培育机制，父女俩的思路更开阔了。“农业人也同样可以是高学历、高技术、高素质的‘三高’人物。“

记者获悉，在浦东新区，近年来农村劳动力呈现大规模转移就业的趋势，农业劳动力数量不断减少、素质结构性下降的问题日益突出。根据2014年的统计数据，浦东务农人员55岁以上的占56%，女性占65%，初中以下占75%，老龄化、女性化、文化程度低等现象相当突出；收入为城镇居民的43.08%，生产积极性低落；新生代农村劳动力不愿意务农，务农人员数量不断萎缩，可以说，“关键农时缺人手，现代农业缺人才，新农村建设缺人力”的问题非常突出。作为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工作的100个试点区域之一，浦东根据自身实际进行了积极探索与实践，目前已经初步建立了农民教育培育体系和和教育培养模式。

浦东新区农广校副校长宋玲芳告诉记者，在培育过程中，浦东新区建立了“二级三层”体系框架，教师队伍和管理团队也颇具规模，软硬件配套设施逐年加强。据了解，浦东新区由农广校承担具体培训任务，成为培训工作的主体，而新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机技术推广站、农产品安全检测中心、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水产技术推广站等5家事业单位共同支持，专门安排一名单位副职分管培训工作，配有专职的培训负责人。24个镇把农民培训列为本镇重点工作之一，各镇农技站配备专职培训负责人，具体负责学员招募、班级管理等基础性工作，成为农民培训工作的纽带。由此，构建了职业农民培训的体系框架，即新区农广校牵头、农委所属各事业单位支撑、镇级农业服务站配合的“二级三层”模式。

而在软硬件配套设施方面，浦东新区建设了蔬菜、瓜果、农机、水产等实训基地5个，满足了实训要求，同时，为了有效开展“进村入户、送教下乡”，连续5年建设了“田头学校”47个，遍及13个镇的28个村和15个合作社（基地场），把培训链延伸至田间地头。

厚积薄发——提升区域科技竞争力，推动农业品牌化发展

“年轻人盼望更多政策支持”

通过有针对性、因地制宜地对新型职业农民开展多形式、多方面内的培训，本市加快了以家庭农场主、专业合作社为主的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进程，使他们应用农业新技术的水平明显得以提高。而在培训中，也推动了农民们品牌化意识的树立。“联益”牌金瓜，“瀛旭”牌山药、红梗芋艿，“假日岛”牌樱桃番茄、菜苔、芦笋，“瀛瑞”牌南瓜等蔬菜品种都获得由农业部绿色产品认证中心颁发的“绿色产品认证”证书。位于浦东新区的庭娆果蔬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乔文龙是干活能手，种植甜瓜、水稻、马兰头等农产品，原先一直供应批发市场，没有自己的品牌，而通过培训后，他渐渐有了品牌化意识，在儿子媳妇的辅助下，他有了自己的品牌商标，还将买了风干机取代马路晒菜，将马兰头加工成了马兰干，开辟了另一条产业。

尽管上海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中涌现出了一批批成功人物，但谈起具体工作，许多受访者向记者坦言，他们对政府的培育抱有更多期待。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非通过一阶段的培训就能实现，培训是阶段性的，而培育是一个培训、指导、扶持、成长的过程。因此在培育过程中，需要社会各级的关注。这些培育的人才怎样才能留得住、走得远？除了常规的培训，离不开政策支持。比如浦东新区，明确了新型职业农民配套扶持政策，把持有新型职业农民证书，作为优先优惠享受农业扶持政策（包括评优推荐、贷款贴息、项目支持、土地流转、产品认证、农机购买、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前置条件。记者了解到，目前浦东区农委正在商讨进一步细化扶持新型职业农民的政策，或将给进入农业企业的新型职业农民给予一定的工资性补贴；或将在新区内建立规模化经营准入制度，规定从事规模化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农业经营主体和种养大户，应持有新型职业农民证书。确保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高素质职业农民经营现代农业。保障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与此同时，留住新型职业农民的机制仍待完善。新型职业农民的队伍建设，应从职业发展的角度，建立一整套入职、在职以及退休的支撑保障制度，比如，应考虑农业生产经营收入相对微薄，可适当给予养老、医疗等社保金缴费的补贴政策，以解决新型职业农民的后顾之忧，从而实现其稳定从业。

通过两年全力以赴、大胆实践，本市基本建立了教育培养、认定管理、政策扶持“三位一体”，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和社会服务型“三类协同”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制度，建立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长效机制，实现了行政型推动向品牌型建设的转变，过程型培训向战略型培育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