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崇明岛的城市农夫：种菜不用农药 不求盈利
产生日期：2011-07-11 05:34 来源： 四川卫视
“老贾—”在上海崇明岛陈家村，一群来自上海的老老少少正在农夫贾瑞明的田里“插秧”，他们是沪上小有名气的上海健康消费采购团（简称上海菜团）。在孩子的喧闹、大人的嬉笑中，有人大声叫喊着穿梭在田埂间运送绿油油秧苗的贾瑞明。
眼前的农夫贾瑞明肤色黝黑，长期的田间劳作加上素食，身材清瘦精干。天下农夫千千万，但如今的贾瑞明名声越来越响，他是农药、化肥、抗生素满天飞的流毒社会里，为普通人供应安全食品的人之一，被大家亲切叫做“老贾”。
光着脚在田里为秧苗浇了水后，老贾在田边小屋的屋檐下接受了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 “菜团”热热闹闹的活动气氛下，老贾的脸上也洋溢着活力。“今年的大米全卖完了，至少收支平衡。”关于这个老百姓的“特供”事业，老贾不是不乐观的。
弃公职当农夫
老贾毕业于河北农业大学，最初在河北保定一家国企上班。2005年到2006年，他在深圳一家公司任工程项目经理。后来还干过外企销售、开过手工皮具店，到民间学校支教。支教期间，他认识了一位女志愿者，上海人。这个女孩现在已经是他的妻子。
老贾的“农夫”生涯开始于2008年。“我当时获得一个在农村蹲点调查的机会。这促使我想做一个农民，看看土地能不能养活自己。所以2008年，在南汇区（2009年归入浦东新区）承包了4亩地。”成为农夫，在老贾的老丈人眼里属于“命中注定”—老贾家有五兄弟，老贾排行老四，因为儿子实在太多，老贾一生下来就被母亲送给了当地一户农民，虽然后来被抱回，但与土地的缘分就此结下。
承包了4亩地的老贾最初想做现代农业，可是现代农业从浸种开始就大量使用农药，老贾打开农药盖子的那一瞬间，就下不了手。“那味儿太难闻了！”就在这种是否要使用农药的挣扎中，一个台湾朋友送给老贾一包用自然农法种植的茶叶。“我的朋友当时并不了解自然农法，只是觉得茶叶味道不错，但却给了我灵感。”
老贾开始上网搜索相关知识，阅读日本译著福冈正信的《一根稻草的革命》一书后，决定用自然农法从事耕作。“自然农法是不打农药、不施肥、不杀虫、不锄草的农业，我一了解觉得很新奇。而福冈正信的农业哲学恰恰符合了中国古代农业天人合一的思想，我觉得挺受用。”老贾回忆道，那时恰逢6月，南汇的4亩地赶上种水稻。“我心想，今年就赌一把，试一试自然农法。这4亩地的表现还算不错，尽管没有使用任何农药化肥，第一年产量就有每亩700多斤。”
试验的结果给了老贾莫大的鼓励。与此同时，在一次“自然之友”上海小组的座谈会上，在得知老贾在种地时，小组组长易晓武当场表示，“你种地，我们就收购”。2009年，易晓武果然组织了12个人，以每亩2500元的价格提供了预付款，作为老贾的投入资金。到2010年，老贾在崇明岛租了100亩土地，资金来源是妻子的7万元积蓄以及两位NGO朋友的投入，总共25万元。他们注册了公司—在自然农业实践的理想之路上，老贾似乎越走越远。
（贾瑞明干过国企、做过生意，最后选择了当一个“农夫”。 / 来东祥 摄）
跟领导吃一个级别的米
目前，老贾的大米除了“菜团”这样的公益组织前来购买外，主要供应给江浙沪一带到农场预订的散户。“我们的客户主要都是散户，而且是口口相传得知信息来购买的。其实他们也不是什么特殊的人，一般都是外企白领或者讲究养生的家庭，往往是家里有孩子，买给孩子吃。”
事实上，现在这种为普通百姓提供自然、健康的“特供”食品的渠道越来越多。日前，有媒体调查了北京和上海食品安全消费的新模式，发现一方面是越来越多“城市近郊农夫”涌现，一方面更多的消费者也试图建立“自供”渠道，在美国已然成熟的“社区支持农业”开始在中国大城市以各种形式兴起。生产者团体和消费者团体都正在试图建立自己的规则，而在网络技术的推动下，消费者社区的概念也逐渐发生变化。
老贾和他的“大米”是这股潮流中比较著名的代表，另外较为成熟的还有北京的“小毛驴”。但即便是老贾本人，也指出这股健康消费潮流是需要付出经济代价的。老贾告诉时代周报记者，目前他供应的大米售价是每斤7-9元。“如果定整年，我们就是每斤7元的价格，散买是9元。”老贾因此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目前市面上普通大米的价格在2元左右，通常一个家庭一年需要大米200斤左右，那么按照市场价格，该家庭每年购买大米的支出是400元；但若是购买“特供”的大米，则在1400元左右。
“的确贵很多。”老贾自己承认，但按照目前的经营情况来看，他还计划在年内对“特供”的大米涨价。因为以2010年的情况来看，投入25万元成本，基本与收入持平—长久以往，这种无盈利的状况并不利于农场的发展。而这种涨价，也并非老贾一家，据了解，上海周边某些实行会员制的有机农场，会费逐年攀升。
“我们有个客户，家里的老人阻止来我们这儿买米，因为觉得与市场价格悬殊。”老贾讲起了这样一个例子，“但是年轻一辈立马反驳，说我们这儿的大米，可是跟领导们吃的大米一个级别。”事实上，此言非虚。这种采用自然农法种植的大米，的确与“特供”无异。中国最早实践自然农法的安金磊夫妇，早已开始为领导们“特供”蔬菜、粮食，并不对普通百姓开放，这在业内众人皆知。
那么，随着价格的不断上升，即便是老贾这样的普通百姓“特
老贾们的困境
在老贾看来，“盈利”与欲望无关，而与坚守底线有关。“如果不盈利，有些实践自然农法的农夫过不下去，从而导致作弊，比如偷偷施肥、打农药。”他今年的计划是扩大规模，计划再增加90亩的土地，希望通过规模扩大来盈利。
但摆在眼前的首要问题是，扩大土地规模意味着更多的土地租金支出。相比较于竞争、销售，老贾的困境更多的在于投入。“去年，我将其中一个股东的本金退了。让他退出，因为他追求产量与回报，双方理念产生了冲突。我们不应该向土地索取，我们跟土地不是买卖关系。”
尽管这种想法充满了“善”与自然的价值，却直接与投资人寻求回报的本质冲突。与上述涨价的措施异曲同工，老贾想出的解决办法是让顾客“认购”土地。即通过顾客预先认购土地的收成，与农人共同承担农业产量风险。“我们计划今年具体实施这个想法，目前也在考虑通过供应蔬菜等多种措施来获得盈利。”
采访将近结束的时候，一位四川绵竹的客人远道而来，这位年轻人也像老贾一样心怀自然农业之梦。对于老贾而言，已经接待了无数这样的年轻人，他们当中也有人作为志愿者留在老贾的农场学习观摩。“我并不认为他们是竞争者。我觉得自然农法并没有技术之说，能够让更多的人实践自然农法，就会有更多的人受益。”
但志同道合之人，往往会在实践理想的道路上遇见相似的问题。某种程度上说，老贾是幸运的，她的妻子目前放弃了原先的工作，从上海市区搬至崇明岛陪伴丈夫务农。“她第一年也不理解，但后来慢慢开始接触自然农法，也开始理解我的想法了。”但并非所有有志于农业的青年都能像老贾一样幸运。
“有个志愿者问我，如何让他的女朋友以及家里支持他务农。”从上海市区到崇明看望女儿的老贾丈人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他站在风雨交加的田埂间，看着女儿女婿在田里劳作—这也曾是他遇到的问题。尽管后来理解了女儿的选择，但依然对他们至今“不盈利”的状况表示担心。“父母总是希望孩子能过得幸福。供”，是否也会逐渐转向特定消费人群？
眼前的农夫贾瑞明肤色黝黑，长期的田间劳作加上素食，身材清瘦精干。天下农夫千千万，但如今的贾瑞明名声越来越响，他是农药、化肥、抗生素满天飞的流毒社会里，为普通人供应安全食品的人之一，被大家亲切叫做“老贾”。
光着脚在田里为秧苗浇了水后，老贾在田边小屋的屋檐下接受了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 “菜团”热热闹闹的活动气氛下，老贾的脸上也洋溢着活力。“今年的大米全卖完了，至少收支平衡。”关于这个老百姓的“特供”事业，老贾不是不乐观的。
弃公职当农夫
老贾毕业于河北农业大学，最初在河北保定一家国企上班。2005年到2006年，他在深圳一家公司任工程项目经理。后来还干过外企销售、开过手工皮具店，到民间学校支教。支教期间，他认识了一位女志愿者，上海人。这个女孩现在已经是他的妻子。
老贾的“农夫”生涯开始于2008年。“我当时获得一个在农村蹲点调查的机会。这促使我想做一个农民，看看土地能不能养活自己。所以2008年，在南汇区（2009年归入浦东新区）承包了4亩地。”成为农夫，在老贾的老丈人眼里属于“命中注定”—老贾家有五兄弟，老贾排行老四，因为儿子实在太多，老贾一生下来就被母亲送给了当地一户农民，虽然后来被抱回，但与土地的缘分就此结下。
承包了4亩地的老贾最初想做现代农业，可是现代农业从浸种开始就大量使用农药，老贾打开农药盖子的那一瞬间，就下不了手。“那味儿太难闻了！”就在这种是否要使用农药的挣扎中，一个台湾朋友送给老贾一包用自然农法种植的茶叶。“我的朋友当时并不了解自然农法，只是觉得茶叶味道不错，但却给了我灵感。”
老贾开始上网搜索相关知识，阅读日本译著福冈正信的《一根稻草的革命》一书后，决定用自然农法从事耕作。“自然农法是不打农药、不施肥、不杀虫、不锄草的农业，我一了解觉得很新奇。而福冈正信的农业哲学恰恰符合了中国古代农业天人合一的思想，我觉得挺受用。”老贾回忆道，那时恰逢6月，南汇的4亩地赶上种水稻。“我心想，今年就赌一把，试一试自然农法。这4亩地的表现还算不错，尽管没有使用任何农药化肥，第一年产量就有每亩700多斤。”
试验的结果给了老贾莫大的鼓励。与此同时，在一次“自然之友”上海小组的座谈会上，在得知老贾在种地时，小组组长易晓武当场表示，“你种地，我们就收购”。2009年，易晓武果然组织了12个人，以每亩2500元的价格提供了预付款，作为老贾的投入资金。到2010年，老贾在崇明岛租了100亩土地，资金来源是妻子的7万元积蓄以及两位NGO朋友的投入，总共25万元。他们注册了公司—在自然农业实践的理想之路上，老贾似乎越走越远。
（贾瑞明干过国企、做过生意，最后选择了当一个“农夫”。 / 来东祥 摄）
跟领导吃一个级别的米
目前，老贾的大米除了“菜团”这样的公益组织前来购买外，主要供应给江浙沪一带到农场预订的散户。“我们的客户主要都是散户，而且是口口相传得知信息来购买的。其实他们也不是什么特殊的人，一般都是外企白领或者讲究养生的家庭，往往是家里有孩子，买给孩子吃。”
事实上，现在这种为普通百姓提供自然、健康的“特供”食品的渠道越来越多。日前，有媒体调查了北京和上海食品安全消费的新模式，发现一方面是越来越多“城市近郊农夫”涌现，一方面更多的消费者也试图建立“自供”渠道，在美国已然成熟的“社区支持农业”开始在中国大城市以各种形式兴起。生产者团体和消费者团体都正在试图建立自己的规则，而在网络技术的推动下，消费者社区的概念也逐渐发生变化。
老贾和他的“大米”是这股潮流中比较著名的代表，另外较为成熟的还有北京的“小毛驴”。但即便是老贾本人，也指出这股健康消费潮流是需要付出经济代价的。老贾告诉时代周报记者，目前他供应的大米售价是每斤7-9元。“如果定整年，我们就是每斤7元的价格，散买是9元。”老贾因此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目前市面上普通大米的价格在2元左右，通常一个家庭一年需要大米200斤左右，那么按照市场价格，该家庭每年购买大米的支出是400元；但若是购买“特供”的大米，则在1400元左右。
“的确贵很多。”老贾自己承认，但按照目前的经营情况来看，他还计划在年内对“特供”的大米涨价。因为以2010年的情况来看，投入25万元成本，基本与收入持平—长久以往，这种无盈利的状况并不利于农场的发展。而这种涨价，也并非老贾一家，据了解，上海周边某些实行会员制的有机农场，会费逐年攀升。
“我们有个客户，家里的老人阻止来我们这儿买米，因为觉得与市场价格悬殊。”老贾讲起了这样一个例子，“但是年轻一辈立马反驳，说我们这儿的大米，可是跟领导们吃的大米一个级别。”事实上，此言非虚。这种采用自然农法种植的大米，的确与“特供”无异。中国最早实践自然农法的安金磊夫妇，早已开始为领导们“特供”蔬菜、粮食，并不对普通百姓开放，这在业内众人皆知。
那么，随着价格的不断上升，即便是老贾这样的普通百姓“特
老贾们的困境
在老贾看来，“盈利”与欲望无关，而与坚守底线有关。“如果不盈利，有些实践自然农法的农夫过不下去，从而导致作弊，比如偷偷施肥、打农药。”他今年的计划是扩大规模，计划再增加90亩的土地，希望通过规模扩大来盈利。
但摆在眼前的首要问题是，扩大土地规模意味着更多的土地租金支出。相比较于竞争、销售，老贾的困境更多的在于投入。“去年，我将其中一个股东的本金退了。让他退出，因为他追求产量与回报，双方理念产生了冲突。我们不应该向土地索取，我们跟土地不是买卖关系。”
尽管这种想法充满了“善”与自然的价值，却直接与投资人寻求回报的本质冲突。与上述涨价的措施异曲同工，老贾想出的解决办法是让顾客“认购”土地。即通过顾客预先认购土地的收成，与农人共同承担农业产量风险。“我们计划今年具体实施这个想法，目前也在考虑通过供应蔬菜等多种措施来获得盈利。”
采访将近结束的时候，一位四川绵竹的客人远道而来，这位年轻人也像老贾一样心怀自然农业之梦。对于老贾而言，已经接待了无数这样的年轻人，他们当中也有人作为志愿者留在老贾的农场学习观摩。“我并不认为他们是竞争者。我觉得自然农法并没有技术之说，能够让更多的人实践自然农法，就会有更多的人受益。”
但志同道合之人，往往会在实践理想的道路上遇见相似的问题。某种程度上说，老贾是幸运的，她的妻子目前放弃了原先的工作，从上海市区搬至崇明岛陪伴丈夫务农。“她第一年也不理解，但后来慢慢开始接触自然农法，也开始理解我的想法了。”但并非所有有志于农业的青年都能像老贾一样幸运。
“有个志愿者问我，如何让他的女朋友以及家里支持他务农。”从上海市区到崇明看望女儿的老贾丈人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他站在风雨交加的田埂间，看着女儿女婿在田里劳作—这也曾是他遇到的问题。尽管后来理解了女儿的选择，但依然对他们至今“不盈利”的状况表示担心。“父母总是希望孩子能过得幸福。供”，是否也会逐渐转向特定消费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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