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菜的时候发现了一条青虫，对于格外注重饮食安全的顾红梅，却成了令人高兴的事情，“说明没有使用农药”。

　　顾红梅现在不再看蔬菜里是否有虫了，每天早上8点，快递会准时为她送上有机蔬菜。

　　金领的“农夫梦想”

　　为顾红梅提供有机蔬菜的“一亩田”数字化有机农场，其创始人之一的张桓，两年前还是在一家世界500强企业工作、年薪过百万的金领人士。经常听到周围的朋友关于买菜麻烦又不能保证安全的抱怨，令他产生了自己“种菜”的想法。2008年末，张桓与他的EMBA同学邱建新等一起下海，开始了“当农夫”的创业旅程。

　　有机种植对土壤的品质要求很高，找到合适的土地，成为创业之初张桓等人最头疼的事情。“当时，差点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土地，打算放弃了。”创始人之一的邱建新说。

　　南京国环有机食品咨询中心主任席运官告诉记者，类似蔬菜这样的一年生作物，有机种植需要至少2年的时间，作为土壤改良的“转换期”，而水果、茶叶等多年生作物的土壤改良“转换期”更长，一般需要3年以上。

　　不仅如此，土壤、水、空气都必须适应有机产品的生长。幸运的是，在有机专家的帮助下，2008年末，张桓等人在崇明租到一块300多亩杂草丛生、已经荒芜了2年多的围垦滩涂。

　　现在的上海蔬菜市场，无公害产品卖得最好，绿色产品次之，最后才是有机产品。

　　席运官介绍说，无公害和绿色产品种植无须经过土壤改良，允许使用少量农药、添加剂、化肥等化学物质，只要上述物质的残留量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均可称为无公害或绿色产品。而有机种植的要求则高得多。有机种植要求在种植过程中，绝对不能使用任何农药、添加剂、化肥等化学物质，也不能使用基因技术，同时还必须经过独立的有机食品认证机构全过程的质量监控和审查。

　　“超市、卖场等流通渠道和场所，也会让消费者对真正的有机蔬菜产生误解。”一亩田的另一位创始人方明，曾任北京物美商业集团直营中心总经理。他以红萝卜为例，向记者解释，“超市销售的红萝卜，大都是又大又圆又齐整，其实真正有机种出来的红萝卜，个头并不是很大，形状也不规则，但是这正是符合自然生长规律的。”　　信息透明是有机安全的核心　　尽管通过了每年的双重有机认证（国家环境保护部有机食品发展中心下属的南京国环有机产品认证中心OFDC认证、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IFOAM认证），但张桓认为，对于消费者来说，真正安全、放心的有机蔬菜产品，其生产过程必须做到透明、可追溯。

　　为此，IT出身的张桓，也在管理中注入了许多新思路。例如，地块负责人手里拿的，不是镰刀、锄头，而是一台类似于手机的移动终端。它的作用是扫描田间的编号条码，利用IT科技对播种、施肥、浇灌、采摘的全过程进行记录和操控，实现农业的标准化操作。一亩田的2000名会员和2万名常客只要打开网页，就可以通过商品条码查询到自己蔬菜的所有信息。

　　张桓表示，一亩田也借鉴了日本有机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方式。“日本的有机产品，在每个产品上面都有生产者的照片等信息，这不仅增加了消费者的信息透明度，也增加了生产者的责任感。”为防止卖场、渠道等流通环节可能出现的问题，一亩田也采取了类似日本的产品从田头直达消费者餐桌的直销模式，“这样不仅可以保证流通环节的安全，还避免了中间环节的加价。”张桓说。

　　为了直接争取到社区客户，四位曾经的“金领”还放下身段，亲自带着自己的有机蔬菜产品到社区“练摊”，甚至经历过被物业管理人员“驱逐”的遭遇。在持续大半年的艰辛后，邱建新发现，“当会员数量达到1000名的时候，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很多客户开始自己主动找上门来。”

　　社区支援型农业

　　拥有一亩田地，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令人向往。但深耕其中的张桓等人却发现，这种最传统事业的实际运作，并非诗书形容的那样简单和惬意。

　　现在一亩田的员工，一部分是崇明当地的农民，另一部分是像工厂招工那样，从全国各地招聘的有耕作经验的农民。令创业者最担心的，就是人力成本的问题。相对于一般种植而言，有机种植的人力成本更高，比如一般种植可以使用除草剂，但是有机种植的时候完全需要人工拔草。

　　此外，有机蔬菜配套产业的缺失，也是一亩田的软肋。席运官告诉记者：“生物制剂的成本很高，而由于有机农业厂商少，相关的植物性农药、生物防治等有机服务体系也很少。”产业不配套导致了有机蔬菜的生产成本高，成本高又导致了价格高，从而导致客户少，使得有机蔬菜的规模上不去，形成有机服务体系配套少、价格高的恶性循环。

　　在有机蔬菜发展得较为先进的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大地宅配”公司就开始采用类似会员式的方式在东京生产销售有机蔬菜，目前已发展到72000个会员。这种“产消提携”的社区支援型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的模式下，消费者与农民共同承担生产风险、分享收益。在传统市场运作中被分割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纽带，依靠这种模式被重新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