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菜越来越贵，有官方和市场两组统计数字为证，更有不少市民的抱怨为证，也有政府力求缓解菜价涨幅的种种努力为证。

　　上海菜贵，别的城市也如此。这是一个近几年加剧发展的全国性矛盾。为此，两个月前，温总理亲自“抓菜”——专门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促进蔬菜生产、保障市场供应和价格基本稳定的政策措施”。

　　然而，在各级政府开始努力的同时，菜价仍在不断上蹿。早报在昨日特意推出“菜价调查”专版，探寻菜贵缘由。譬如地头收购价每斤0.18元的大白菜，从辽宁运抵上海批发市场,也不过每斤加价4毛钱，可到了零售环节，每斤还须再加价至少1元。大白菜乃低档大路菜，从地头到零售，光加价每斤就达1.4元(零售价比地头价“涨”了近8倍)。假如是中高档菜，二者的差价将更让市民难以接受。

　　合理的零售菜价由如下因素共同构成：种菜成本和利润+流通环节收购价、包装成本、运输成本、损耗成本、税收成本、利润+零售环节进价、损耗成本、利润、税收。据此公式，懂行的读者已能看出门道：流通环节越多，零售菜价越贵。

　　不合理的零售菜价构成除上述成本利润因素外，还包括：地方管理费、买路钱、“超载”罚款、市场摊位费、进场费、管理费、检验检疫费、卫生费、安保费、各类打点费以及摊派等费用之和。

　　通过解剖“麻雀”并梳理菜价构成，零售菜价贵，主要问题出在流通环节道数过多（目前国内普遍有四至五道），尤其是地方政府部门及市场经营主体的雁过拔毛。

　　为什么说这费那费极不合理？以市场摊位费、管理费为例：城市菜场本属公共用品，从开办、管理到维护（修）的费用可以全额纳入财政预算笼子（历史上各地都是这么做的）。很不幸，后来作为“泛市场化”的重灾区之一，各地纷纷把管、办菜场的政府职能悉数甩给了市场……最终，政府责任、这费那费、各种摊派，统统转化为零售菜价由市民买单。

　　大流通本是市场天生特质之一,但并非所有商品都可借助全国乃至全球市场组织供应。蔬菜就系典型一例：蔬菜易烂、易损、易“破相”，就近种植、加工、销售所形成的菜价，与市民可接受的支付能力大体吻合，在现阶段本该由政府作为“底线”加以坚守。反之，若产地在辽宁，消费地在上海，流通费用势必成倍增加。倘若上海所需蔬菜以本地种植为主，就近满足市场需求，流通费用则成倍下降，或增或降直接关乎市民切身利益之增减。

　　不只是上海，国内城市不分大小，菜蔬就近供应能力都在逐年衰减。菜地与基本粮田一样，名义上受《土地法》强势保护，实际情形是，大小城市菜地都在遭受“卖地财政”的疯狂吞食，“长”出数不胜数的商品楼群。

　　化解菜贵之民怨，并非主张采取行政手段强压菜价，那样做早已行不通。铲除菜价构成中极不合理的那部分，头痛医头的思路需要摒弃，必须重新将其纳入重点民生工程，以系统解决问题的思路认真对待。在这儿，不妨回顾一段上海当年的“荣耀”：计划经济时代，上海蔬菜供应受国家重点保障，1980年代初各地开始分田到户，支援上海的指令性计划取消，上海蔬菜供给顿时吃紧。为菜所逼，上海果断推行市长挂帅的“菜篮子工程”，几年下来，效果大显，被作为经验在全国推广。于今，上海若想把菜价稳定在供需双方都可接受的范围内，务必重拾“菜篮子工程”，才有可能从治本层面化解难局。

　　重拾不是简单复旧。当年该工程的重点是增加供给，今天则须综合解决一批问题：大幅增加菜地以提高本地菜供应比例；清理并砍除强加在菜农、菜贩、菜场、零售菜摊头上的各项不合法收费及形形色色的摊派；对现有菜场包括批发市场的产权和经营权进行“二次改制”，通过政府财政重新支付菜场管办费，使菜场恢复公共用品的属性；持续加大对市郊菜农的财政扶持和对“农业工厂”的税费减免。若能按此思路实心实意去做，几年之后不信菜价“稳”不住。

　　同时还须指出，适度通胀是市场经济与生俱来的伴生物，是市场经济刺激供给增加的不二法门。随种子、农药、化肥、农膜、农机、工资等各项成本的正常攀升，撇开灾害因素，菜价逐年有所上涨不可避免，除非恢复“计划种菜”而市民凭票买菜……所以，就算政府重拾“菜篮子工程”，也不可能压住菜价永远不涨。这个道理叫常识，重复常识，利于大家理性分辨物价因何而涨。

首席评论员 鲁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