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长江大保护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重大国家战略。2026年，是长江大保护战略实施十周年，长江“十年禁渔”已进入后半程。调研认为，上海地处长江入海口，其“三场一通道”保护、渔民转型、智慧禁捕、渔文化传播等实践，对理解长江大保护“全民共治”格局具有窗口价值和示范意义。从长江口理解长江大保护，也为理解中国大河治理与长江文化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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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 东报调研组

  编辑 | 黄倩欣

  上海崇明，中华鲟自然保护区脚下的这片土地，是长江口禁渔执法的核心区。崇明岛呈长条状，南靠江，北靠海，南部沿江水岸的渔村，渔民们世代从这里出发，驶向江海，以渔业捕捞为生。

  渔民上岸，他们不是被治理的对象，这是全民共治的起点。

  01共治的初心

  “我们的父辈更能体会守护好长江口的意义。”张楠说。2017年，“90后”张楠回到家乡崇明创业，亲历了崇明渔村转型和渔民上岸，这触发她创办“渔益季”和“护江人”等公益项目，鼓励渔民参与社区治理和自主创业，多次邀请父辈在长江亲子科普活动中分享往昔的渔民生活。

  2018年，上海渔民退捕工作全面完成，崇明渔民从此告别长江渔船，上海成为全长江流域最早完成退捕的行政区。这是上海长江大保护“全民共治”的开始。

  上海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长江水域生态保护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陈廷贵跟踪关注“十年禁渔”政策。他说：“‘十年禁渔’，关系到水里的鱼，也关系到岸上的人。长江沿线23万多名退捕渔民和11万多艘捕捞渔船得到妥善安置，是政策实施的前提。”

  2021年至2022年，长江水域生态保护战略研究中心开展“长江流域十省百县千户”退捕渔民跟踪调查，走访长江流域10个省的100个县的1000户渔民，陈廷贵发现，渔民们其实更容易对长江大保护的理念达成共识。“他们比任何人都能感受到长江衰退的程度，理念转变反而快。”陈廷贵说，“当渔民离开熟悉的环境，完成转产就业，更需要关注其社会适应性、生活信心重建等。”

  长江流域沿岸的退捕渔民转型，是长江大保护的缩影。在崇明区陈家镇协隆村，“80后”渔二代高胜和“90后”渔二代杨云凯都成了护江人。他们打小跟随父亲渔业捕捞，练就出“好身手”，抛绳、打结、避浪，很适合从事渔业资源监测工作。与以前打渔不同的是，在中华鲟基地，每次捕捞监测完成后，鱼类资源要放归江海。高胜说：“监测遇到鱼群，有时一网下去能捞出500多公斤，个头大，还有少见的新品种。亲手将监测完的鱼放归长江，成就感很强。”在崇明，这样的渔二代、渔三代不少，他们没有彻底告别传统，他们正以新的方式，把长江口渔业资源保护带向未来。

  “退捕不仅仅涉及禁渔，它延伸到社会问题。渔民从捕鱼者变成守护者，这是共治的升华。”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原所长庄平对“共治”有系统性解读。2026年上海崇明生态岛国际论坛上，庄平提出，理解“共治”，要跳出狭义的“禁渔”范畴，从全流域维度推进。他指出，全民共治至少涵盖六个方面，即生态修复、污染治理、产业变革、法治完善、公众参与和区域协同，涉及水利工程、航运管理、城市发展等多领域。共治的前提，是形成全民共识。

  02执法先进性

  3200平方公里长江口水域，500多公里岸线，江海交界、省际交汇，曾经往来船舶密集，执法监管之难，被视为全长江流域的“峰值”。摆在眼前的难题，也是交给上海的使命——在一片复杂水域完成对禁渔的有效管控。

  “上半程，上海守住长江入海关口，畅通水生生物洄游通道，实现了生态效益和城市治理能力的双提升，也在执法层面，为长江十年禁渔提供了一套‘上海方案’。”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执法总队副总队长汤大道说。

  2021年，上海启动建设长江禁捕智能管控系统，边建设、边运行、边完善，用五年时间，实现从“人防为主”转向“智慧监管”，在全国率先蹚出一条路。116个新建感知点位，搭载小目标雷达、AIS、北斗、光电摄像机等设备，织成一张覆盖3200平方公里禁捕水域、365天24小时全天候的“水、陆、空、天”一体化管控网络。

  曾经，大马力快艇和低慢小船筏在夜间出没，执法人员陷于“看不见、追不上、抓不到”的被动。如今，光电摄像头全天候监视，雷达与北斗精准感知船舶动态，人工智能算法对涉嫌非法捕捞行为实时智能发现、自动告警。崇明沿江的自动无人机库在风险高发区定点定时巡航，长兴岛公务基地码头配备高速船艇确保快速出击。

  智慧网络的运转，离不开制度的协同。长江大保护始终是一场跨层级、跨省域、跨部门的协同作战。纵向维度上，上海建立起“市—区—街镇—村”四级禁捕监管网格体系，岸边违规垂钓从发现到处置通常不超过两小时，一线响应效率大幅提升。横向维度上，禁捕智能管控系统在“一网统管”框架下，为公安、海警、海事、水务等多家涉水单位开通使用权限，实现数据共享。跨省（市）维度上，依托长江口禁捕管理工作协调机制和长三角禁渔联合执法机制，上海联合江苏、浙江渔业执法部门开展联合执法，推动水域内共治共管。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牵头下，沪苏浙皖还研商建立了罚没“三无”船舶处置、暗查暗访等工作规范。治理参与上，部分退捕渔民转岗成为护渔员，沿江社区、码头企业、水上从业人员也成为监管力量。

  从一座城到一个区域，“全民共治”在长江口落地为看得见的制度协作。自2023年系统正式运行以来，年均发现并立案查处案件60余起，规模化、团伙化非法捕捞基本绝迹。相关执法数据显示，当前系统发现的案件多为零星散发的岸边违规垂钓或设网行为。这意味着，禁捕对象正从“团伙”变为“个体”。

  03后半程难题

  回顾过去五年，“十年禁渔”作为大河治理的中国方案，持续受到国际关注。陈廷贵两次受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总部邀请，开展关于长江“十年禁渔”政策的相关专题报告。庄平以通讯作者身份发表的《长江保护需从“全面禁渔”迈向“精准生境修复”》评述文章很快通过国际顶级学术期刊Science的评审并刊发。“国际普遍认为，长江‘十年禁渔’作为一项大河流域生态保护制度，得益于中国举国之力全面推动的制度优势，这在国际上是很难复制的。”陈廷贵说。

  五年时间，规模化的非法捕捞得到有效遏制，后半程的治理重点正从“严厉打击”转向“精细规范”。未来，共治的核心是什么？“后半程难题，要从‘禁渔’走向更广阔的领域，通过共治扩大禁渔的边际效应。”庄平说，在制度优势的基础之上，更需要理解“共治”。“长江是世界第三大河，但长江像人一样有主动脉，有很多分支。从这个意义上，把‘加强河湖水系连通修复’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就是这样的共识在法律意义上的确认。”

  从“生命之网”的角度理解“全民共治”，对于推进解决后半程难题来说，显得十分重要。修复“生命之网”种种的关键断裂点，就要思考，如何处理航运发展和水生生物保护之间的矛盾；水利工程调度，怎么兼顾水生生物的需求调整水流节奏；怎样管控外来物种入侵，避免破坏当地种群结构等。“比如，有些航道刚好建设在水生生物不可替代的核心栖息地，现在我们修路时遇到古树，懂得要绕路保留它，保护长江也同样需要，让鱼群找到回家的路。”庄平说。

  对上海而言，在全民共治视角下修复“生命之网”，探索是多方位的。上海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下定决心先保留、后发展，为“生命之网”提供了可供呼吸的“留白”；苏州河、黄浦江污染治理精细化，完成了网络支脉“清洗”；太湖与黄浦江之间闸门调度调整被纳入专项研究，为兼顾水质调解和物种保护寻求平衡，打通网络断点；休闲垂钓名义的新型捕捞政策界定亟待突破，作为新阶段执法监管的典型议题，上海正积极寻求解题之道。

  “全民共治”是“十年禁渔”执法工作开展的基础。汤大道说：“后半程，非法捕捞的方式更隐蔽，‘游击式’捕捞的监管与取证难度也更大。从执法层面，更加需要跨区域协作，比如，省际交界水域信息实时共享，案件协同查办，也更加需要把‘全民共治’落实在日常监管的全民参与和全民认可中，把刚性处罚与柔性治理相结合，让共治的力量延伸到每一段江堤、每一个闸口。”

  推动长江大保护的全民共治，难在起步的决心。全长江流域23万余渔民退捕，证明了政府有能力推动全民共治“最难的一步”，为后半程打下了坚实基础。而后半程的难点，不只需要跨部门、跨区域协同行动，更要让不同行业、不同群体参与到过程中来。比如，航运部门看见水生生物的生存需求，水利部门接受鱼类的生存节奏，也让公众理解，放生的善意还需要科学的指导。从全民共治到全民共识，这是长江大保护下一个五年的命题。

  （本次调研组成员：胡晓滨 董言笑 贾佳 张孜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