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建制创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到2020年完成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力争本市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时，农业年劳动生产率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12.5万元、4万元，这是上海“三农”的阶段性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补上短板，显然是上海的工作重点。

2013年，农业部把浦东新区和崇明县确定为全国100个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示范县，2014年，全国300个示范县上海占据其中3个席位，这既是对上海以往农民培训工作的肯定，又是对上海探索一条培育中国新型职业农民道路的鞭策和期待。两年过去了，上海如何补着短板，又积累了怎样的经验？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近日深入上海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各环节。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上海努力践行知行合一

中国农业发展史实告诉我们，在回答是种地重要还是培育种地人队伍重要这个问题上，思想的答案和行动的答案一直是背离的，甚至是南辕北辙的，即便是在现代农业理念深入人心的时代，在最早提出都市农业理念并最早践行农业从业人员培训的上海，同样存在着“知行不一”的问题。

2014年12月4日浦东新区的“新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问题的研究报告”便是一佐证。

这个由中共浦东新区委员会办公室和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编的调研报告开篇写道：目前，务农人员55岁以上的占56%，女性占65%，初中以下占75%，老龄化、女性化、文化程度低现象相当突出；……；新生代农村劳动力不愿意务农，务农人员数量不断萎缩，“关键农时缺人手，现代农业缺人才，新农村建设缺人力”的问题非常突出。“谁来种地”已成为一个重大而紧迫的问题。

因为问题突出而紧迫，这个报告引起上海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党委书记沈晓明、分管三农副区长陆鸣等领导的重视，并分别在报告上作出批示。

“浦东如此，上海其它区县同样如此，幸好，自2013年以来，浦东新区各级领导、社会各阶层、农民自身已形成统一的思想，用各自的行动聚焦职业农民培育，开启了浦东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知行合一’的时代。”浦东农校校长潘则说。

浦东新区迎来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 “知行合一”的时代，整个上海也自觉践行着“知行合一”。

2014年，上海出台《关于上海市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把9个涉农区县全部纳入整体推进培育试点，围绕教育模式创新、认定管理办法制定、扶持政策配套三方面展开探索和实践，目标是到2017年培育出一支1万名规模的职业农民队伍。

也许有人会问，上海农业规模这么小，涉农村庄数量1000个左右，最多也就培养1万个职业农民，还需要各个区县各自探索实践吗？

这个问题，其实是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该如何“知”如何“行”的拷问，是在寻找破解“知行合一”难题的途径。

毕竟，农民从身份转变成职业，绝不只是称谓的转变，而是社会对农业产业和农业从业人员的重新定义，因此，在培育制度上，需要有效构建“技能+学历+职称”的成才渠道，需要建立“教育培养+认定管理+政策扶持”的职业通道，在从业机制上，需要确保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社会服务型这三类新型职业农民与现代农业产业、现代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美丽乡村共生共荣，在社会保障上，获得与其它工商业从业人员同等职业待遇，总而言之，这是农业从业人员和现代社会深度融合的社会性工程，要通过社会化、系统化去完成。

在这方面，浦东新区的探索相对超前。为了实现系统化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浦东除了对获得新型职业农民资格证书的农民给予补贴、学历提升全免学费等扶持政策外，还自2013年开始先后出台了把农业企业、合作社享受农业扶持政策与获得新型职业农民资格证书人数挂钩的新政策，对取得资格证书的本地专业大户、家庭农场提供土地流转、农机具购置、农业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浦东新区农委综合处副处长赵文章告诉记者，为了真正培育出浦东所需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浦东已开始新一轮加快培育新型经营主体的热潮，特别是通过加大土地流转制度创新、增加家庭农场基础设施专项资金、探索职业农民享受就业扶持等措施，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准入制。

浦东在加快行动，上海市级层面也在加快行动。今年农历年上班的第一天，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会同发改委、农委等五个部门联合发文《关于适应本市城乡发展一体化进一步做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

意见对破除城乡户籍限制实现基本社会保险制度城乡统一作出了三个方面的规定，就适应农村生产经营方式改革完善就业、社保、人事相关政策作出了打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集体参加职保的渠道、强化对本市农民的职业培训和完善技能鉴定机制等四个方面的规定，从而奠定了新型职业农民的融合基础。

而在这之前，上海市农委也已建立了以区县为实施主体、市级层面加强主导和推进工作的机制，搭建了主管部门和行业条线结合、农广校与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结合的工作平台。

2014年，经过培训和考核，通过严格认定，上海市首批682名农民取得资格证书，其中生产经营型383名，专业技能型125名，社会服务型174名。

市农委职能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上海已着手建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长效机制，正努力把这项工作从行政推动转向品牌建设，从过程型培训转向战略型培育，正在计划拟定新型职业农民初、中、高级“三级贯通”的培育制度思路。

如何保障新型职业农民进的来出的去？  农广校与新型主体自觉抱团前行

今年1月20日，奉贤区农委与上海交通大学农学院、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等三所高校就完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制度设计、实施方法和途径、政策创新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而签约，包括上海市副市长、市教委主任、奉贤区区委书记、区长等在内的众多领导都赶来为这事站台，这事在奉贤区引起轰动。

“领导如此重视职业农民培育显然是奉贤区三农事业发展的强大基础，但是，我考虑的更多的是培训对象哪里来，获得资格证书的职业农民哪里去。”说到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现实困惑，奉贤区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主任张立洁相当直率。

张立洁的思考关乎着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否可持续、农民能否成长为职业队伍的大问题，这也是社会公众最为关心的问题，毕竟，我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的农民技术骨干培训到培养新型农民过程中已积累了不少经验和教训。

更何况，这次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面临着产业功能不断拓展、环节不断增多、岗位不断细化及农民分工分业的职业分化浪潮。

记者对2014年奉贤区培育的141位新型职业农民做了分析，在65位生产经营型和76位新生代创业农民中，只有17位从事果蔬生产管理，其余全部是粮食生产，难怪张立洁要担忧这些新型农民特别是新生代创业农民的出路问题了。

“一个地区的农业产业特色和产业战略定位直接影响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效果，对新生代职业农民来说其影响更大，因此，培训中心必须和新型主体抱团前行，才能做好这项工作。”张立洁说。

“我们的培训为什么经常被要求更具针对性实用性？这是农业产业的内在需求，只有新型主体才真正知道需求点在哪，因此，职业农民要进的来出的去，培训主体需要跟产业主体抱团前行。”张立洁的观点得到上海梨园草鸡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陈绍飞的回应。

陈绍飞是位70后，94年获得畜牧专业本科文凭之后就开始了绿色养殖的创业之路，去年合作社产值达1600多万。科班出身的他深深懂得以规模化、专业化为特征的现代农业新型主体是多么需要跨界复合人才，又是多么希望通过人才的管理营销实现绿色产品和生态旅游等附加值，因此，陈绍飞自己不仅成了奉贤区第一轮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对象，还成了培训老师，而他的28个社员有5人参加了培训，除此之外，他的合作社还成了上海第一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教学实训示范基地。

科班出身的陈绍飞如此重视职业农民培育，那些文化程度低又不具备专业技术的新型主体们更是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寄予厚望。

上海南汇民信桃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姚全军只有初中文化程度，虽然已从事农产品生产销售十多年了，但自2010年合作社规模扩大到800亩并取得了国家示范社的荣誉之后，姚全军事业压力和为民致富自身价值实现的压力越来越大，于是自觉到中农大自修大专，2014年继续通过远程在中农大读本科。2014年浦东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开班后，姚全军在这个平台上亲身感受到了实用性和多信息传播的启发性，干脆请求农广校专门到他的合作社开了一个专业技能型水蜜桃班，合作社20多个农民得到一次真正的培训。

农广校副校长宋玲芳告诉记者，职业农民培育每个环节都重要，师资队伍、课程设计、培训形式设计、实训基地建设等等，但目的就一个，让农民学到真本事，到社会上去真能凭本事养家，也就是保障农民进的来出的去。

浦东设计的“参与式”授课计划被誉为农民进的来出的去的基础。为了制定这个计划，浦东召开了新型经营主体、专业大户、普通农户、培训组织管理者和教师等各个层面的座谈会，聘请涉农高等院校老师担任咨询专家等方式，把准了学员对内容、时间、师资和方式方法的需求。

记者了解到，浦东的做法目前已在上海全市推广。上海市农广校毕施华老师告诉记者，各区县针对自身产业特点设置职业农民进入门槛和管理系统，市级层面又以全市统一“教学大纲”的方式规范准入准出，形成自下而上的抱团前行机制，这是上海新型职业农民进的来出的去的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