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第0569号提案

产生日期:2019-06-04 16:18      来源: 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关于在乡村振兴中应充分发挥 “乡村精英”作用的建议

※背景情况※

中国社会几千年来一直有以乡绅为代表的传统乡村精英在乡村建设中发挥带头作用的传统,这些人可以是乡村社会精英(社会权威)、乡村技术精英(技术权威——如村医等)、乡村精神精英(道德权威)、乡村经济精英(经济权威)等,他们在政治体系之外以“本土”的面孔出现,对维持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在乡风文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今天的上海郊区,上述精英仍然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并涌现了来自于城市的“新乡村精英”及“团体型组织精英(法团主义组织精英)”,但是在上海市郊区农村调研中发现这些个人或组织并没能有效参与到乡风文明建设中来,其带头作用也没有被有效发挥,乡村也缺乏激励乡村精英发挥带头作用的有效机制。

※问题及分析※

1、传统乡村精英在乡村事务中的作用未能被有效激活。乡村是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熟人社会,家族关系和亲属关系是乡村社会中最主要的社会关系。调查发现,郊区居民的社会交往圈及消费圈等依然狭小单一,虽然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及流动性等出现式微趋势,但是传统的邻里互帮互助等民风依然存在,以家族和亲属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网络仍然活跃并居于主导地位。而其表征的乡村社会精英及精神精英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由于我国乡村社会快速经历了从社队体制到乡村体制的集体化管理和自治化管理等纷繁复杂的变迁,加上多年来国家主导的乡村发展策略(新农村、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的持续推进,使得国家力量在乡村的存在感日益加强,这在客观上抑制了乡村精英作用的发挥。同时,上海由于高度城市化带来的“理性化冷漠”“法治化思维”以及“强势政府”等因素也使得传统力量的作用被忽视。但是众所周知,在熟人社会的乡村,乡村精英化解问题的能力往往要远远大于“组织”的能力。我们曾经对一个乡村赤脚医生进行了追踪调研,发现她的带头作用远远大于该村的正式组织。

2、“新乡村精英(新乡贤)”的作用未被有效引导和培育。在调研的5个乡村,我们发现有不少在乡村创业的城市人群。很多城市精英阶层(有企业家、外企高管、社会名流等)选择到乡村创业,经营生态农庄、农家乐、度假酒店、民宿等项目,这些人中有些长期居住在乡村社会,已经客观上成了乡村社会的“新村民”,他们往往并不是完全以利益为导向而参与乡村经营活动,有很多是某种带有“乡愁”式的参与,他们对乡村生活有一种独特的热情和憧憬,愿意为乡村建设出力。然而,调研发现,这些人在上海乡村社会中往往是独立的存在,并没有与当地居民形成有效沟通和共存共生的关系。而本地居民也并不认为这些人和自己有多大的关系,只是将他们视为“生意人”“大老板”。究其原因,是二者缺乏由村级组织或乡镇等搭建的沟通交流的桥梁,使得他们与居民之间的地理距离很近,心理距离很远。新时期和未来乡村社会的发展中,需要把他们作为“新乡贤”加以引导和培育,使他们融入乡村社会并发挥至关重要的带头作用。

3、现代社会组织等“团体型精英(法团主义组织精英)”没有发挥作用。现代乡村社会,特别是上海,有各种多元的组织逐渐加入进来,例如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等,但是调研发现这些现代社会组织大部分只是以经济效益为导向,把乡村当作工作基地,没有很好地发挥其组织责任,为乡村社会的发展出力。除了前述“新乡贤”类型的“多元主义集团模式”大量存在于上海乡村,还有大量“团体型”的,以政府、企业及社会组织为代表的“法团主义模式”经营形态同时存在。按照欧洲的法团主义理论解释,“法团主义,作为一个利益代表系统,它的作用是将公民社会中的组织化利益联合到国家的决策结构中去”,“这个利益代表系统由一些组织化的功能单位构成,它们被组合进一个有明确责任(义务)的、数量限定的、非竞争性的、有层级秩序的、功能分化的结构安排之中。这些功能单位得到国家的认可(如果不是由国家建立的话),它们被授予本领域内的绝对代表地位”。简而言之,这些组织可以在区域的发展中发挥高于个人的重要作用。比如,企业或组织的文化建设等应该向本土居民开放,进而带动本土居民接受或者学习新的生活策略。在乡村建设中,主要表现在乡村社会可以从中学习到更多的现代意义的契约精神等,进而为乡村建设提供制度意义上的保障。而目前的现实是:一旦由于企业及组织因为用工问题、环境问题、土地权益问题等与本土居民发生纠纷,往往很难找到有效的解决路径,从而需要政府出面以维稳的方式进行解决。这种强制性的处理方式,使得乡村社会的传统协商与沟通机制被逐渐破坏,造成社会风气的紧张。在调研中发现,此类矛盾比较多,双方虽然都有沟通的意愿,但是苦于缺乏必要的机制。

※建议※

激励乡村精英参与村落公共事务,使他们能够在乡村社会发挥积极的带头作用,解决乡村经营型人才不足的问题,重塑和谐内生的乡风,实现乡村的振兴。

1、鼓励乡村传统精英发挥出“第三方”的作用,协助基层党组织进行乡村治理,与此同时,通过自身的威望和影响力带领村民们共同参与到乡村建设中来;

2、建立健全各种机制培训“新乡贤”的本土认同感,激励他们积极参与村庄公共事务,以“新村民”的身份加入到乡村建设中来,让他们凭借自身的文化和经济等优势,为乡村建设添砖加瓦,重塑新时代的“新乡贤”重建社会内生的和谐稳定机制;

3、建立企业、社会组织与乡村社会之间共生关系的有效机制,将以前的“雇主-租客”的关系转变成为“当家人与新主人”的共生关系,一方面,企业和社会组织加入到乡村建设的进程中来,另一方面,乡村可以吸收企业管理的经验,增强乡村治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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